将军回忆新疆和平解放的峥嵘岁月
杨秀山
杨秀山（1914—2002），原名杨木森，湖北省沔阳县（今仙桃市）峰口镇（今属洪湖市）万宝村人。1929年参加革命。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1949年2月至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，师党委书记。1949年冬率部进军新疆。1950年5月至1951年11月任西北军区第二军副军长兼喀什军分区副司令员。1998年离休。2002年11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。
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。荣获一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1949年7月中旬，野战军司令部准备在扶风、眉县一带进行战役。我们一兵团一军二军在渭河南面，敌人是三十六军和九十军这两个部队。这个时候我们四师、二军都没有多的仗打。到了西宁以后，王震建议二军由西宁出张掖，不让兰州的敌人向新疆逃。这是八九月份，要翻5000多公尺高的祁连山，把张掖占领了。
部队到了张掖，兰州已经打下了。我的十二指肠有问题，计划到兰州找个医院去看一看。部队留在张掖，我到兰州去看病，这个时候部队已经明确了要进新疆。对新疆的情况不大清楚，听说新疆道路长，天气冷，人口少，進新疆很困难，但还是要去解放它！
我想，部队要进新疆，我这个当师长的不去怎么行？到了兰州我就考虑这个问题，我要赶快归队，到新疆去。于是我要我的警卫员把我的老婆和两个孩子从西安接到兰州来。我的一辆车在兰州修好了，我叫警卫员坐车到酒泉去，部队从张掖到酒泉。
这个时候刘善本带两架飞机，他也到酒泉去，我坐飞机到了酒泉。所以我们师里头，带老婆孩子首先到新疆的，那就是我了。我要率先做到，之后大家的老婆孩子都要来，都要做长期打算，不但要进新疆，而且要建设新疆。
我到酒泉的时候，部队已出发到了哈密，到了吐鲁番。到了酒泉我坐一部吉普车，带我的警卫员和我的老婆孩子，还带了一部卡车去追部队，这个也很冒失，从酒泉到哈密这一段没有一点掩护部队。
安西（今甘肃省瓜州县）的风大，过去我不知道。那天到了安西，刮好大的风！那个风吹得眼都睁不开，没见过这么大的风。当天晚上到安西的时候，城门是关着的，我要进城。里面有一个班在放哨，把城门关住了，我喊开门，他们一班人也打不开门，因为风把门顶住了。最后我在外面开汽车往里面顶，他们在里面拉，汽车才进城。第二天早上出发要加点油，哪里晓得风真是大得不得了，帽子“呼”一下就被刮跑了，人追不上。人们说安西是世界的风库，我说我到了风库里去了，怪不得风这么多、这么大。
其实沿途行走经常遇到这些风，风很大，漩涡风，刮得眼都睁不开。单个行车就怕这个事，一停了车，车发不着，大风又冷，上不沾天下不沾地，两头都没有人烟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到了哈密军部，我们四师教导大队也在哈密。休息了一天继续出发，过了焉耆，赶到轮台把部队找到了。
我们的任务是到喀什、莎车，还要走几百公里没有人烟的戈壁滩。这一段行军比较困难，虽然有一部分汽车，但车况很不好，经常抛锚。部队的干部战士编了个顺口溜，讲那个汽车“一去二三里，抛锚四五次，停车六七回，八九十人推。”
这些汽车都是接收国民党的汽车，有几百辆汽车，车况都不好。汽车轮换地送，比如前一站把我们送到了拜城，把车开起回来，再接我们后面的队伍到拜城去，像这样倒。汽车司机也很辛苦。
有些地方道路不好走，尤其是和硕到焉耆这一段。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正是路上翻浆，部队陷在里面起不来，耽误了好多时间。
坐汽车比走路强很多，可是要组织好汽车运输，我们没有相关的知识，没有在汽车运输部队的经验，只知道用车子装满，也不知道要注意哪些事项。所以路上经常掉队，一掉队就是一个营。
怎么回事呢？一个连有两三台车，一个车上一排人，连长看到一个排掉队了，他就不走了，要等那个排，那个排来了他才走。这一个连就掉队了。同样的，营长看那个连没有来，他要等那个连，所以一掉队就掉一个营！这是没有遇到过的。过去掉队只掉个别几个人，这个掉队，一掉掉一个营，到了宿营地一清查，那个团一个营还没有到。
路上还容易翻车。组织汽车运输没有知识，在我们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只能临时取得些经验，把它好好地组织起来，大概知道一个车上最多能装多少人。有的车装东西多，人都坐在东西上面，路上翻浆车子两边一歪，人就甩得掉下来。这个情况过去也没有遇到过，也是我们防止事故的一个注意事项。
这个时候到11月了，天气冷，车子要换防冻液，这个东西原来都不知道。一下又搞不到防冻液，车子发动的时候要用火烤。这些麻烦事也很多。开车的人都是刚解放的，要好好地保证这些人吃饭，这些人确实很辛苦，拼命地干。
到了阿克苏的温宿县城，部队停下来休息，要整理一下。从阿克苏到喀什，四百多公里没有人家，中间经过一个巴楚县的三岔口，是一个站，只有两户人家。到这里我们把部队布置一下，十二团首先到三岔口，有一个营到巴楚县，一个营到伽师县，一个营到岳普湖，团部驻伽师县。除了少量汽车给他们以外，基本上是走路。
部隊从阿克苏出发，经过了巴楚的岔口，到离喀什不远的一个县城。那个县城我忘了名字，这个地方有水，到这里宿营。这个时候掉队情况稍微好一点了，我们也有了些经验。休息了一天，第二天我们到了喀什，这是12月26日。12月30日，十一团到了莎车，随后不久，十一团派部队到了叶城，通往边境的要点巴扎大拉（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县巴扎达什村），担任了边防任务。
十团派了部队到蒲犁（今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县），担任向巴基斯坦、阿富汗的边防任务，在明铁盖山口派驻了边防部队。过去部队打仗，现在全国解放了担任边防任务，这是新的任务。十团一部分到了帕米尔高原的乌恰县，准备到中苏边界。
部队经过两个多月行军，9月十几号出发，12月26日到了南疆喀什。喀什是古城，4万多人口，主要居住人口是维吾尔族。我们到了那里，四师师部兼任了喀什卫戍司令部，我也兼任了卫戍司令。
从我们开始进新疆到了这里，完全是一种新的情况，跟过去是不一样了。部队占领了酒泉、张掖的时候，国民党驻新疆的部队一共有7万人左右宣布起义，新疆的保安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宣布起义。因为兰州打下了，河西走廊全部占领了，他这个部队在新疆一点出路也没有，供给一切都断绝，新疆是不能养活这些部队的。
新疆和平解放，这些起义部队要按照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和政治制度，改造为人民的军队。新疆要建立人民的政府，地方党的组织要建立，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。国民党在新疆的部队虽然宣布起义了，可是有一部分人不甘心、不赞成，有些高级军官不愿意和平起义，但也没有办法。所以最后，他们少数人经过巴基斯坦跑到台湾去了。
（前排左起）顿星云、杨秀山、王恩茂（敬礼者）等1949年12月于新疆喀什
加上特务在那里破坏，所以新疆的社会秩序当时也不好。国民党驻哈密的部队宣布起义之后，他们烧了一部分房子，在街上抢了好多老百姓的东西。驻在库车的部队也是想把新疆搞乱，少数人趁这个机会抢东西想发财。这样给我们到新疆增加了一些困难。
我们部队以战备的姿态进新疆。有一个装甲营护送我们四师走前面，后来他们一直到了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。部队行军到了哈密，看到情况很惨，秩序很乱，群众对国民党的恐吓很害怕，见到解放军之后才放心。我们部队进到那里的时候，国民党的地方县政府来慰劳我们，欢迎我们。
我们部队在这种情况下，又要维持社会秩序，又要同起义部队损害人民的行为作斗争，还要团结改造他们。部队一到鄯善就把这个营长和几个反动家伙抓起来了，也解除了这个营的武装，送到迪化交到陶峙岳去处理。这个营长后来送交军法处置了，这个营的武器也交还了他们，我们一个人一根枪都不要他的。
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处理？因为不这样处理群众就不放心。这样处理之后，群众对我们反映非常好，这个县的社会秩序才安定，同时还教育了很多起义部队，告诉他们要老老实实。
我们从鄯善、哈密，一直到阿克苏、喀什，沿途各县就没有骚乱了，可是这些县城老百姓都非常恐慌，我们解放军一到，就不希望我们走，希望把我们留下。我们到了轮台，起义部队一个团长带一个营驻在轮台，向我们构筑工事，进行战斗准备。群众向我们报告，我们一调查，确实如此。我们开始想劝说他，不让他这样干，可这个团长对部队掌握不住了，他给我写了封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采取行动把这个营的枪全部缴械，武器库存在营房里，把他的兵用车子送到拜城去了，人和枪隔离。团长也一起送起走了。证明了我们不是想吞并他的部队，而是在帮助改造这个部队，一人一枪一弹我们都不要。
这样处理以后，我们部队就准备出发。可是县里面群众把路堵塞了，全城的人几乎倾巢而出，痛哭流涕不让我们走。说你们这一走，他们返回来我们受不了。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行动，我们只好停下，等后面部队来了，留了点部队驻在这个地方，群众才放心。这样我们部队继续向拜城前进。
沿途的所有县城，老百姓都不希望我们走，我们做了很多工作。一方面我们对国民党部队提高警惕，对他们采取严密措施，另一方面又要团结他们。同时还要跟群众解释，不至于为了团结起义部队而使各族人民反对我们，这几个方面的工作都要搞好。
那些地方政府有一部分人是不错的，是真正欢迎我们的。沿途各县摆起香案欢迎我们，搞了很多慰劳品。新疆的瓜果葡萄对我们来说很新鲜，哈密瓜过去没有见过，那么好的葡萄也没有见过，都拿出来慰劳我们。有些少数民族在国民党旧政府里面做官，这些人我们也得区别对待，跟国民党内地去的人区别对待，跟他们关系搞得都很好。
我们在沿途各个县都开很大的群众大会，向群众宣传解释人民解放军的宗旨，宣传怎么来建设新的新疆。沿途我们吃的粮食都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，蔬菜就自己买，我们军队的纪律好，对老百姓又和气，这些跟国民党军队一对比，群众高兴得很，觉得人民解放军真的是人民的军队，所以对我们很热情。
国民党起义的部队中大部分人都是不错的，对沿途这些遵守规矩的部队，我们同他们一起开联欢会，给他们演戏。尤其是我们师100多人的宣传队，所到之处都进行公演。起义部队、国民党的地方政府、广大群众都很欢迎，真正看到新的东西了，这个是革命的东西。尤其是小歌剧、秧歌剧这些新鲜的东西，那些士兵看了高兴得不得了，他们长期在新疆，没有这些文化娱乐，所以给他们的影响很大。这样既团结了国民党的队伍，又团结了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和群众。
我们还同国民党起义部队进行比赛。我们师组织有球队，到了一个地方跟起义部队的球队比赛，尽量来团结他们。再一种方式，我们送些书给他们，毛主席的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、马列主义的书、政治经济学的书，他们之中有些知识分子，都表示感谢。
部队到了喀什的时候，起义部队四十二师（师长赵锡光）师部驻喀什，他有些直属部队也驻喀什。到了夜晚，他的部队少数人出去，到附近村子里面抢东西，老百姓不安宁。开始的时候是劝说，他们不听，制止不住，于是我们就采取了措施，以卫戍司令部司令的名义宣布，要进行剿匪。
在一次会议上，他的师长和一些干部参加了，我是卫戍司令，我公开地讲要采取措施：晚上我们要派巡逻部队到村子里面巡逻，同时到他的部队里面清查人数，所有人晚上统统要归营，人不到，上哪里去了要交代清楚。我公开宣布了这样几个措施。晚上我们组织了若干巡逻部队，把群众动员起来，哪个村晚上发生匪情抢东西，在村子里面烧一把火，巡逻部队就到村子里去抓。虽然没有抓到什么人，但是给他的威胁也很大。我晚上派人到他部队里面去住，拿他的花名册点名，发现有一个连队几个人不在家，那要交代清楚到哪里去了。
采取了这些措施后，这个问题就没有发生了，他们害怕了。社会秩序好了，老百姓也安宁了。
我们四师是整个进新疆部队的前卫，从酒泉到喀什一共2500多公里，都在前面走，遇到这些复杂的问题都要我们自己来处理。
部队到了喀什以后，要从部队里抽一些干部，到国民党起义部队里面做政治工作。这个时候四十二师就地改编为解放军的第九军，兵团要我到这个部队去当政治委员，我就不想去。这个部队虽然是起义了，里面还是原来国民党的那些人，我们跟国民党打了十几年仗，我到他那里去干什么啊？怎么办呢？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跟上面说要张仲翰去当这个政委。后来兵团同意了，我就没有去。
张仲翰同我关系很好。走之前他到我这里来，我们两个一晚上没有睡觉，就是聊天。他去了以后给我写了封信，一开头就说：因为你的“调皮”，我到了这个地方……这个话到现在都还记得。
我们四师还派了些干部出去，像张献奎（时任新疆骑兵第八师政委）他们这些人都到起义部队当师政治委员。
我们还派了相当一部分干部到地方工作。上面规定哪一个师负责哪几个地方，整个南疆是二军，我们四师负责喀什专区，并且也派了些干部去莎车，直接归南疆区党委领导。开始在这里建立党组织，建立我们的政府，到区里各县的地方各机关去工作。像我们供给部的一些人，就到财政局搞这些事情去了。
部队到新疆除了边防任务之外，同时要进行生产。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，第二十四条规定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，在和平时期，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，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、工业生产。”1949年12月5日，毛主席发布了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命令，为了执行共同纲领和毛主席的指示，我们要进行生产。
同时毛主席又要求我们军队既是一支国防军，又是一支生产军，把保卫祖国与建设祖国结合起来。到了新疆部队干什么？边防部队除了做地方工作之外，都要搞生产。搞工业生产没有门路，主要搞农业生产，自己生产粮食、蔬菜、瓜果、棉花，種葡萄、哈密瓜，种了自己吃。
我们驻在南疆，南疆气候不太冷，冬天只穿个棉衣就可以了。可是南疆没有水，一年四季几乎不下雨。一下雨，地里翻碱翻得很厉害，粮食长不好。整个新疆，没有水，就什么都没有。
杨秀山与李恽和（左）、张献奎（右）1950 年春于新疆喀什
所以到新疆，找地不成问题，主要是找水。一般水源方便的地方，新疆各族人民都开发利用了，我们搞农业生产，到处侦察水源，去找新的水源，自己修渠道。另外各族人民用不完的水，在他们河流的下游，依靠那点水我们来种地。我们不能够与民争利，就是不能够与民争水，要与群众搞好关系。
同群众搞好关系，最大的一个困难是语言不通，说话都要经过翻译。当时翻译没有多少，有些翻译又不怎么太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部队就学少数民族的语言，主要从日常生活说起，使群众来帮助我们，指导我们生产。
这一年，基本上把水的问题解决了，地也种了。种地中间也跟群众发生过口角，比如一条岔河，河的上游我们要修个渡槽，对下游流水稍微有一点影响，群众就不欢迎。因为水流得慢了，下面灌地也就慢了，于是他就把渡槽扒掉。跟群众也闹过这些纠纷。
到新疆种地除了水以外，还有很多困难。比如盐碱地我们不大懂，一般的地只要挖出来，水一灌就可以种粮食。盐碱地，你灌下去好几尺深，盐碱一溶解地就塌下去了，这样的地就不能够种。有些盐碱不是太重的地，种的玉米长个两三寸高、四五寸高，突然来点小雨，碱一翻上来，庄稼都死了。开始干的时候我们没有经验，就遇到些困难。
没有工具，我们主要是靠镢头，靠骡马耕地不太多。新疆管镢头叫“砍得慢”。上面发了些镢头，兵团搞了些铁，我们组织铁匠，用发的铁自己打镢头。所有县城的门，门上包的铁皮都扒光了，拿去打镢头了。
种子一般不成问题，但是肥料很缺，就动员部队拾肥，我们自己也拾肥，我和我的警卫员都出去拾肥。也没有那么多肥可以拾，只能拾些马粪，这个也很少。
当年种的瓜果，到五六月份夏瓜就收了，大家吃得特别高兴。这一年粮食长得还不错，棉花也长得还不错。
种地这个时候，我已经到军部当副军长了，参加领导这个事。主要是军长政委他们来搞，我做些具体工作，调查地，调查水，搞点铁来打镢头。
这个时候部队又有新的思想问题了。新疆这个地方比较艰苦，一些日用品很稀缺，一筒牙膏、一块肥皂，都要从上海用汽车运来，很不容易。所以我们动员部队熬土硝碱，来做肥皂。
在风俗习惯上也要做很多具体的工作。战士们喜欢吃猪肉，就喂些猪，喂猪要偷偷地喂，搞个围墙把它统统围起来，怕影响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。有时候搞得不好那个猪晚上哇哇地叫，老百姓就知道了，他们看不到，可他们有意见。我们偷偷地搞，无奈也会暴露。
这个时候想家想老婆的多了。打起仗来就顾不得想家了，和平时期一住下来，就想老婆想家，想回口内（指内地）来，不安心在新疆工作。只要哪一个人说有命令调到口内去，要住学校，调动工作轮到了他，那就高兴极了。你要他在新疆安家，他怎么安呢？汉族又不能跟少数民族通婚，只能找汉族人，所以上面到内地动员了很多女青年到新疆。山东解放战争中间牺牲的人比较多，到山东动员了很多寡妇、遗孤，到新疆跟战士们结婚，在新疆安家。
杨秀山与王震（右）1950 年2 月于新疆喀什
没有人才，没有知识，你想把新疆建设好是不行的。那个时候新疆只有500多万人口，要保卫边防巩固边防，把新疆建设好，解放军要跟各族人民联合起来。
这一年8月份，还没有到秋收的时候，我离开了新疆。王震（时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）知道我的十二指肠有毛病，总治不好，要我到北京来治病，不然将来出了血不好治，因为他自己有过这样的病。后来我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去学习，老婆孩子还在新疆，以后他们给我送出来了，王震亲自交代后勤部拿点钱补助我老婆孩子。那个时候没有薪金，他知道我这个人一个钱都没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