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大钊5子女：长女投身教育，长子官至省部级
李大钊5个孩子：大女儿全身心投入教育，长子官员达到省部级，另外3个孩子都不容易善良而严格。
这两篇文章中的作者是同一个人：李星华，李大钊的长女。
李星华之所以比其他兄弟姐妹更了解父亲被害的具体细节，是因为她16岁时与父亲一起被捕。
李星华从小就是一个聪明的孩子。她从小学习就刻苦，经常帮妈妈做家务。因此，父亲被捕时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显然是懂事的。
在女子监狱被捕十多天后，李星华和他的母亲以及弟弟父亲在法庭上再次见面。这时，李星华充满了警惕。当法官问父亲“她（李星华）是你的大孩子吗？”时，父亲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她就尖锐地回答：“我是他的大孩子！”
李星华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她担心父亲会责怪不在城里的弟弟李葆华。李大钊闻言，也很快做出了反应。他静静地听着女儿的话：“是的，她是我的大孩子。”
随后，李大钊非常平静地对法官说：“我的妻子只是一个乡下姑娘，我的孩子还小，他们什么都不懂，我的事与他们无关。”
说完，李大钊用目光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。这个眼神竟然成了他们夫妻、父女最后对视的眼神。
李星华与父亲·李大钊
第二天，李星华、他的母亲和弟弟妹妹被释放了。回家后，他们从街上回来的叔叔和祖父那里听到了父亲被谋杀的悲痛消息。
李星华的母亲赵仁兰听到这个坏消息后，悲痛欲绝，当即死在床上。李星华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父亲一直是他们的天空，但现在天塌下来了，他们该怎么办？
李星华几次悲痛欲绝地见到母亲，心里非常着急。她知道现在不是她沉浸在痛苦中的时候：弟弟妹妹还小，母亲身体不好，哥哥也不在身边。作为家里的长女，她必须承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。
当时，记者《晨报》描述了李大钊去世后李家的悲剧。他说：
”李的妻子得知此事后，悲痛欲绝，数次死里逃生，病情越来越严重，直到卧床不起。年幼的孩子们围在沙发周围，凡是看到她悲惨处境的人都站着。会哭的。”
李大钊去世后，其家庭的悲剧远不止于此。事实上，由于李大钊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支持革命和资助学生上，他去世时家里只剩下一元钱了。
由于李家本来就穷，最后连李大钊的棺材都被蒋梦麟等人买了。李大钊遗体下葬后，灵柩停放在下斜街长春寺，后移至浙江寺妙光阁。
这个停车期持续了六年。由于警方勒令李大钊家人限期出境，李星华跟随母亲和弟妹回到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。
李星华多么不愿意离开北平，这里有他的父亲，还有她的学业……但现在一切都由她掌控。
离开时，李星华极力忍住不哭。然而，当五岁的弟弟李光华天真地问“姐姐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”时，她还是忍不住哭了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？谁知道？
孤儿寡妇带着行李离开了城市，赵仁兰继续说道：宝华现在在哪里？
李星华听到母亲的吟诵，心里更加痛苦。是的，父亲被杀了，而他的弟弟李葆华是最危险的。当局迟早会知道他是李大钊的长子。直到那时...
想到这里，李星华不禁感到脊背发凉。但嘴里，她却一再安慰母亲，说：“他看到了（李大钊被杀）的消息，就会把消息藏在报纸上，放心吧！”
李星华安慰母亲的话最终被证明是真的：她的弟弟李葆华看到报纸上的消息后很快就找到了藏身之处。他先躲进西城区八道湾11号周作人家中。后来，邓恩改名“杨震”，远赴日本留学。
1928年1月，李葆华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系。然后，在革命党的帮助下，他改变了官方汇率，这样他每月可以得到六十或七十银元。
这也意味着李葆华不仅安全，而且各方面都有保障。
但与李葆华此时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回到家乡河北省大黑坨村的李星华母女的处境却相当惨淡。
本来，李星华以为回到家乡后，母亲不会那么想念父亲，但事实让她失望：回来后，她仍然因为想念父亲而哭了一夜。于是，她的身体自然就越来越差了。
母亲的健康状况恶化后，照顾全家人的责任自然就落到了她的身上。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一想到此时同学们正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，她的心就隐隐作痛。
赵仁兰怎么可能不知道李星华认识她的女儿是怎么想的呢？但眼下的情况，她却无能为力。
1928年的一天，女儿出去打扫房间时，赵仁兰在小抽屉里发现了女儿的一本小书。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女儿的手写文字。冥想。她知道这是女儿晚上休息时一个人偷偷研究的东西。
长长地叹了口气后，她小心翼翼地将小本子放回了抽屉里。
不久后的一天，得知儿子李葆华被周作人照顾的赵仁兰，心情十分复杂地将女儿叫到床上，说道：“星儿，你是不是问题？放学这么久了，让你多读点书吧。我们去寻求帮助怎么样？”
李星华听了，顿时大吃一惊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我们欠了很多人很多恩……”赵仁兰听了女儿的话，自然又犹豫了。
这次谈话之后，李星华想了很久，她终于同意了母亲的说法：她太想上学了。
不久，北京的周作人收到了赵仁兰的一封信，信上写道：
”作人先生：自从去年的事情之后，我心烦意乱了很多，我的儿子宝华又受到了家里人的欢迎，这样的恩情我该如何报答呢？……我的儿子等人都得去学校请假了思来想去，我就很清楚，乡村生活虽然有限，但却有一种不可持续的趋势。我想了想，没有什么建议。老师是前任老师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教先生.肯.找到一种方法来教育他的孩子和他的家庭生活......”
赵仁兰的信送达时，正值北京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，张作霖在北京屠杀革命党人。所以，以前，他对于这样一封革命党家属的求助信，也是有些害怕的。
但周作人一直是一个友善的人，更何况他一直与李大钊友好。因此，他一收到信，就向北京大学的朋友们讲述了李大钊一家的悲惨处境。
1931年夏，在周作人等人的帮助下，李星华和李彦华回到北京，分别进入孔德学校初中和小学。
李星华和他的兄弟姐妹
第二年，李星华顺利升入中法大学李星华学院高中部。在此期间，她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工作。当时她做的最常见的事情就是为学校的法语讲义雕刻蜡片。她靠这些补贴一些生活费。
父亲被刺杀后的第五年，李星华加入了反帝联盟。同年夏天，她开始像父亲一样走上革命道路：成为地下党。
1933年，日军侵占河北山海关。李星华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再也睡不着了。她担心李大钊的妻子母亲和兄弟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。
最终，赵仁兰在女儿李星华的劝说下回到了北京。当年4月23日，沉寂六年的李大钊遗体被安葬于象山万安公墓。但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本已体弱多病的母亲在父亲去世后的一个月里匆匆埋葬了她。
这一年，李星华22岁。由于她的哥哥李葆华不在，她成了家里所有兄弟姐妹的唯一依靠。“大姐如母亲”，从此她真正充当了弟弟妹妹们的“母亲”。
安葬父母那年暑假，李星华升入李星华学院社会科学系。因为退学，她成了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。
1935年12月，李星华参加“129”抗日救亡运动。至此，她的革命道路与父亲完全重合。次年，李星华25岁，与文学奇才贾治结婚。1940年，几经周折，李星华来到了丈夫工作的革命根据地：陕北延安。在延安鲁艺文学系完成学业后，她留在延安中学任教。
在延安生活不易，在延安学习更不易。当时延安中学没有自己的语文课本，课本都是李星华自己写的。为了尽快给孩子们上课本，她日夜在煤油灯下写作。
教科书好不容易编完之后，李星华又面临另一个难题：教室、课桌怎么办？最后，他们只好用土窑洞当教室，用学生们自己的小凳子和马匹当椅子和板凳。
谁能想到，当时中国培养下一代的条件如此艰苦，但恶劣的教学条件并没有浇灭师生的学习热情。
据李星华后来的学生贾克敏回忆，在李星华老师的指导下，学生们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，几乎每个学生都精神抖擞。
为了教给这些孩子更多的知识，李星华经常加班加点地给学生们补课。贾克敏说：
“班上的同学也有来自本地区的工人、农民干部……由于不在一个级别，她经常花大量的时间帮助学习困难的同学做功课，有时还经常打工”加班到深夜。”
冬天的延安很冷。冬天除了微冷的风外，还经常下大雪。在这样的天气里，在没有生火的窑洞里上课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李星华却创造了从不缺课的记录。
李星华对学生的作业批改总是极其严格和认真的。有时，有的学生竟然亮出作业本“红字比作业还多”。
因为她批改作业是那么细心、细致，所以当她的学生晚上经过她的窗台时，总能在她书桌上的小油灯下看到学生们的作业。
在此期间，李星华经常帮助从事文学研究的丈夫做与文学有关的工作。她不仅在丈夫的《民间文学》编辑部收集、编辑民间故事，还编印了一本很受欢迎的集《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》，后来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。
李星华回到北京后，留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任教。
李星华的学生们发现，每当课堂上提到鲁迅时，这位叫“李星华”的老师眼里总是闪烁着光芒，她总能深刻解读鲁迅的作品。
她的学生萧风曾回忆起李星华老师在教鲁迅时，高兴地说：
“当李星华老师向我们讲述鲁迅先生和他的作品时，她总是很投入、很热情。有时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讲话，或者干脆从讲台上走到学生座位之间讲话。”
那些学生当时并不知道，李星华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不仅因为他们和父亲都是革命者，还因为：鲁迅曾经帮助过他和父亲。
原来，李大钊下葬六年后，就开始募集社会公共捐款。这段时间，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、一直不同意李大钊政见的鲁迅，居然给李家捐了50块钱。李星华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。经过这段感情，她自然对鲁迅充满了感激之情。因此，每次在课堂上解读鲁迅作品时，她总是格外留意。有一次，学生们上课的时候，她突然对学生们说，你们知道鲁迅那句“低头准备做牛”中的“孺子”是什么吗？学生回答说不知道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小孩子都和你们一样！”说完，她还补充道：“鲁迅先生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热爱和关怀！”
李星华出师后，完全把教书育人、培养优秀下一代培育国家作为自己的毕生目标。像父亲一样，每当学生遇到问题时，她总是想办法提供帮助。当学生面临人生抉择时来寻求建议时，她总能给出最好的建议。
有一次，临近毕业，学生肖枫在犹豫，是选择出国读化学，还是留在国内读文学。听完萧峰的讲述，李星华轻声问道：“那你最喜欢什么？”听到他们的回答“文学”后，她想了想，对学生们说道：
“那你一定要选择文学专业，学好文学专业后，你也可以报效祖国，和地质、航空、建筑、物理（当时很流行）的专业没什么区别。”你看，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作家，对国家和革命的贡献不亚于杰出的科学家。不要担心同学的意见，坚持自己的爱好和专长。我支持你。
最终，肖枫在老师的建议下选择了文学。后来她如愿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作家。
与当时的李大钊一样，无论身在何处，李星华都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。北师大附中女生宿舍的人这样描述当时的住所：
“她拉着我的手，让我坐到她的床上，她也坐到了床上。这个房间很小，除了一张床，还有一张椅子和一张带两个抽屉的小书桌。”
从当时学生的描述来看，她的住所简单得令人惊讶，只有“一张床、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”。
据后来的研究资料显示，李星华帮助、资助的学生不计其数。后来，这些学生中不仅有工程师、科学家、教授，还有中央政府的部长、首脑……
然而，这样一个各方面性格都很完美的女人，却参与到了那场特殊的运动中。由于家人遭到残酷迫害，她因担心和愤怒而双目失明。但她仍然坚持整理和听写这本书《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》。
做吧
该书出版前，李星华在协和医院病逝。这一年是1979年11月27日，她68岁。
幸运的是，那本书《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》在她去世后不久就出版了，所以她生前的遗愿就被忘记了。
相比于李星华，李大钊其他孩子的成绩显然要好一些。李大钊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李星华的弟弟长子·李葆华在日本留学期间迅速投身革命。
回国后，他紧随父亲的革命步伐，参加了留日上海学生会、上海人民抗日救亡会、上海反帝同盟等进步组织发起的抗日爱国斗争。。。
由于他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线，很快就成为革命的支柱，并担任重要职务。
1962年2月至1967年1月兼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。至此，李大钊的长子已成为大官。
和李星华一样，李葆华的家人在那场特殊的运动中也受到迫害。不同的是，他最终凭借坚强的意志熬过了那个阶段。
1978年，国家恢复正常后。69岁的李葆华再次被委以重任，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工作。在这个全新的领域，他用四年有效完成了金融业整顿，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问题。后人认为，中国之所以能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，是因为其贡献巨大。。
王牌
2005年2月19日，李葆华在北京因病去世，享年96岁。
李艳华是李葆华的二姐，两人相差整整10岁。李大钊去世那年，爱上他的二女儿只有8岁。
和她的母亲和姐姐一样，她也曾与父亲一起入狱。出狱后，她的生活并不平坦，甚至还经历过被驱逐出境的经历。她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姐姐的帮助下得到了最好的教育。
1931年，姐姐回到北京上初中，顺利考入小学。因为她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，所以她比同龄人更加努力地学习。后来，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具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北京艺术中学。
由于成长环境艰苦，李艳华从小就有很强的叛逆精神。她意志坚强，性格开朗。在上学时，她就像父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一样，开始走上革命之路。
“12月9日”运动期间，她成为学生运动的先锋战士。在与北京市学联不同学校的学生交往过程中，她结识了中山中学的男学生侯福亭，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后来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和侯福亭也结成了革命情侣。1936年11月，他们在太原结婚。当时，李艳华年仅18岁。此后，夫妻俩迅速投入到抗战之中。
当家乡河北组织抗日战争时，李艳华和参加暴动的农民一起高呼“继承大钊遗志，不做亡国奴”的战斗口号。
李大钊与赵仁兰
1938年9月7日，李彦华所在的抗日联军第十纵队与其兄部经过三天三夜激战，成功攻克乐亭县。
和他的兄弟姐妹一样，李艳华也长期与父亲的密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其中，与她交往最多的人是帮助她和姐姐恢复学业的周作人。
1938年12月23日周作人的日记里有他们交流的信息。当天，李艳华收到信后，周作人写道：
“下午我接待了严华欣，她是首长（李大钊）的二女儿，我对她的去世深感感激，整天闷闷不乐。”
值得一提的是，周作人虽然后来接受了一份伪差事，但却帮助李艳华夫妇抗日。据史料记载，他曾多次在李彦华夫妇处境不妙时帮助他。当他知道北京大学正在抗日时，他甚至安排侯福亭到北京大学当职员。
她和姐姐李星华一样，在革命时期，始终坚持教育下一代真正救国救民。她在大黑坨小学工作多年。后来，国家解放前夕，她在冀东建国学院工作，后又调回北京工作。
和她的姐姐一样，李艳华于1979年因病去世。当时她已经60岁了。
李艳华
李艳华去世那年，她的弟弟、李大钊最小的儿子李新华年仅52岁。李新华和哥哥李光华在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善院长大。她考上李星华学院是她姐姐李星华努力学习的结果。在这里他们从小就能够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接受良好的教育，为他们后来参加革命奠定了基础。
革命期间，李新华也和姐妹们一样从事教育事业。后又担任北京大峪中学校长、门头沟师范学校党委书记、教职工主任。1989年，他因劳累过度在北京去世，享年62岁。
李大钊的五个孩子中，有两位政界人士，其中一位就是所谓的李大钊长子·李葆华，另一位就是李大钊的次子李光华。
李光华出生于1922年。父亲去世时年仅5岁。六年后，在父亲的葬礼上，他作为至亲扔盆的人。他给父亲扔脸盆时才11岁。同年，失去了父亲的他也失去了他一直深爱的母亲。
1940年，18岁的李光华去了延安。从此，他像父亲和弟弟李葆华一样走上了革命之路。在革命中他总是冲在最前面。他常说：“我是李大钊的儿子，我不怕死。”他凭着这种勇气而死，为革命做出了非凡的贡献。
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始终被委以重任的李光华调任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党委书记。李光华是李大钊众多孩子中最后一个去世的。2012年2月18日零时55分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，享年89岁。
当他去世时，这位革命老祖辈的后人唯一的遗愿就是葬礼要简单，不发讣告，不举行告别仪式。
此后，李大钊的五个孩子全部去世，但在他们之后，李大钊第三代中还有很多人继承了祖辈的精神。
其中，李葆华的儿子李红塔坚持为人民办实事。李红塔曾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、安徽省政协副主席。但无论他担任什么职位，他都是非常简单的。他曾公开表示：
“我信奉的当官之道是：一是负责，二是廉洁。”
李红塔这样说，几十年来他一直这样做。作为李大钊的接班人，他一直是一个非常看重理想、精神和信仰，而非常看重物质享受的人。
曾有人看到他的努力和朴实后疑惑地问他：“很多人对你的言行都有争议，甚至觉得不可思议，你为什么不遵循‘车、房、位’呢？”
面对这样的问题，李红塔真诚地回答：
“我进入市场经济后，很多人的价值观、人生观都改变了。其实我所做的只是我作为公务员的职责，公务员就应该这样做。”
李大钊后裔的种种故事，或许很好地诠释了“精神不朽”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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