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耀武被俘后，在禹城“解训团”改造六年，晚年未能见到原配妻子
王耀武，1904年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县上王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。
父亲与长兄早逝，在母亲培养之下成人。9岁时，入本村私塾读书。19岁时，投亲到天津，在一家烟草公司充当干杂活的工人。后南下上海，到马玉山糖果公司当了店员。
1924年冬，黄埔军校在广州招生，便前往投考。1924年11月，正式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。
王耀武是名将，国军中将军衔。因精明强干、头脑清晰，被称为国民党内少有的几个明白人之一。
1948年9月28日，王耀武在济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。
被俘后，王耀武很快被送到了华东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益州（青州）。抵达青州之后，他再三向政治部提出一个请求：面见陈毅。他之所以要这样做，是因为他和陈毅之前有过一面之缘。
只是王耀武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陈毅虽然对外仍然身担华东军区司令员等职，但实则他人根本不在华东军区，而是在河南宝丰，任中原局第二书记，同时兼任中原野战区第一副司令员。
陈毅这些身份在当时属于军事机密，不宜公开，所以王耀武当时没能见到陈毅。经过华东局商议后，派政治部主任舒同去见了王耀武。
陈毅 粟裕等人
王耀武被俘后，“比较”能够看淡个人荣辱得失，第一个站出来，在华东新华电台对国统区的同僚喊话：“……我呼吁各战区有良知的国军同僚，迅速放弃战争，早日实现和平！”
国军中威名显赫的王耀武这番喊话，对蒋当局的官兵影响甚远。
1950年，第三野战军在苏州成立了解放军官训练团（简称解训团），将华东地区被俘军官四五百人，集中于苏州相门外，教育改造。召开清算蒋美罪行大会，各自交代历史，写对台同学、同事广播信，让被俘人员认识到“认罪服输是进步动力”。
王耀武
1951年3月，“解训团”迁到山东禹城，驻有六年之久。“解训团”团长由华东军区联络部长兼任，负责实际领导的是政委言一之，副团长刘泗滨。
“解训团”被编成四个中队，第一队成员是将官；第二、三队是中校、上校；第四队则是中统、军统、特工人员，部分县长、行政专员，厅局、省政府、省党部委员。王耀武、李以劻、庞镜塘、陈金诚、牟中珩、刘镇湘、孙良诚等军级以上人员编入第一队。
王耀武作为国民党高级军官，被俘后，很担心自己的命运，因为他明白，自己曾经追随蒋介石参与围剿红军，尤其是与方志敏红10军的遭遇战，还有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、济南战役等重大战役，深怕共产党和他算。后来，主席叫罗瑞卿大将转告他说：“你功是功，过是过。你的抗日功劳我们是会永远记住的，只要你安心改造，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。”王听到后非常感动，从此之后，在改造中十分积极。
刘畴西 方志敏 王如痴（从做至右）
在改造之初，被俘国民党将领在思想上存在很多问题，对改造存在抗拒心理。为了把这些人改造成新中国的建设者，“解训团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
“解训团”住在禹城天主教堂内，除不准外出，在院内可以自由活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“解训团”对被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不称犯人，一律称“同学”。1952年夏，“解训团”组织学习马列主义、中国革命史等课程；，每个单元学习后还要做一次总结，学习时可以相互讨论，允许发表不同的看法。这期间，著名作家夏衍曾应邀到“解训团”讲课。王耀武读了《联共（布）党史》《中国共产党三十年》等数十本革命书籍，对过去的历史有了深刻的认识和诚恳的忏悔，流露出对人民的愧疚之情。
1953年，“解训团”又组织被俘成员编篡《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二年史料》。成立历史调查研究组，分三个队。第一队调研组，负责国民党党政军的上层政策法令、决策；第二队调研组，负责国民党战役资料；第三队调研组，负责特工及历史事件。《史料》包括大革命（东征北伐）时期、十年内战时期、八年抗战时期、三年人民战争时期四部分内容。
王耀武（左一）
负责人有：王耀武、庞镜塘、罗学万、贺钺芳、李以劻、吴文光等人。王耀武负责政治小组工作，既要写述，又要编纂，十分繁忙。王耀武所写的死守宜黄反共战役，围攻方志敏的谭家桥之战，济南战役均很详实具体，为史家提供了重要资料。
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，还根据战犯体质，组织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。修建石子路面，植树，手工制作家具，缝制被服，从事农副业生产等。每日半天学习，半天劳动。
为活跃业余生活，还新建房屋，开展体育活动和看电影。组织他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，一些京剧爱好者，他们自己排演了《将相和》等曲目。剧团演节目时，王耀武是积极参加者。
他们每月伙食费约14元，食品丰富。为了使伙食办得既有营养又美味可口，还特地在济南请来了一位厨师，为他们精心烹调。后来，不少家属来探望，亲眼看见“解训团”的环境和生活这么好，都说：“想不到共产党对你们这样好。”她们来的时候，总认为是“探监”，接见时只能隔着铁栅栏谈话。万没想到，她们不但受到解放军的热情接待，还允许与自己的亲人坐在会客室里面谈，临走还用汽车送上车站。这使王耀武等人和被俘军官家属们受到深刻教育，真正感受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天壤之别。王耀武对此感慨万分，也加速了自身改造。
王耀武左三
1957年2月，“解训团”管训处由禹城迁至济南。
王耀武在我党的教育下，思想转变较快，赢得党和人民的宽恕。1959年，王耀武与杜聿明、宋希濂、溥仪等10人获得第一批特赦释放，被安排在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，后他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王耀武被特赦后，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与家人联系。这时，其妻郑宜兰带着孩子生活在香港。有关方面与郑取得联系，希望她能带着孩子们前来与王耀武团聚，但王耀武却在随后收到了一纸离婚协议书。
跟王耀武同一批特赦的战犯沈醉，后来在回忆录里称，王耀武的妻子跟他的副官在一起，因此才跟王耀武离婚。沈醉还将王耀武得知此事后的反应描写得活灵活现：“王耀武一气之下，马上手脚发抖，几乎当场死去，虽经抢救，也变成了半身不遂，如果他迟点出来，也许还能多活个十年八年呢！”
这终归只是传言，女儿王鲁云曾对此郑重辟谣，并明确表示，她母亲跟父亲离婚后并未再婚，而是跟几个儿子一起移居哥斯达黎加，直到终老。
王耀武与郑宜兰是相爱夫妻，这勿庸置疑的，郑宜兰选择离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也是痛苦的选择。但对王耀武来说，这却是一个精神上非常大的打击。从国民党中将司令到阶下囚，又在监狱里坐十年牢，出来后多么渴望得到家人的照顾、关心。妻女都不在身边，心中的苦楚是说不出来的。
1965年，《大公报》社长费彝民找到在香港的王鲁云一家，邀请来北京与王耀武团聚。王鲁云得到消息后非常激动，带着七岁的大女儿黄惠珍，坐火车到广州，乘飞机到北京，时隔十七年见到了自己的父亲。
这次见面只有一周时间。在外孙女黄惠珍的记忆中，那次“讲话都是悄悄地，室内光线也不足够，人们穿着的衣服颜色也暗，脸色也是暗的，声音低沉。”但毕竟见到了自己的父亲，王鲁云心里还是颇感安慰的。
在那一周时间里，王鲁云还见到了杜聿明、郑洞国、宋希濂、廖耀湘等旧时的伯伯，请他们吃了饭，买了烟、肥皂、牙膏、牙刷、糖果等东西带给他们。这些昔日的司令、将军们，接到王鲁云的礼物，一个个都高兴得不得了。
在见到女儿一年后的1966年，王耀武在周总理关心下，与北京八十二中教师吴伯伦结婚。
1968年，王耀武病逝于北京。1980年7月29日，中共中央统战部、全国政协为他与溥仪、廖耀湘等三人补开了追悼会，置骨灰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。就像毛主席说的，王耀武抗日的功劳，人民没有忘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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