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文欢：“叛逃”来华级别最高的外国领导人，临终前希望魂落中华
1991年5月，越南前国会副主席黄文欢在华逝世，临终前，他在遗嘱中说：
“我去世后，建议采用火葬方式，将骨灰分作两份：
一份撒在红河源头，让我得以顺流返回亲爱的祖国越南。
一份则以某种形式留在中国，以表达我对中国共产党、中国人民以及在华越侨们的留恋和感激之情。”
离开越南，到中国继续革命
1979年的夏天，越南国会副主席黄文欢连续高烧不退，不得不住进了河内108军医院。两个多月的时间，黄文欢的体温都在正常体温之上。
当时黄文欢怀疑自己得了癌症，但医生会诊之后，发现肺部有一处阴影，怀疑是肺结核，并建议他到医疗条件更好的东德进一步检查治疗。
黄文欢带着一名秘书和一名医生，登上了飞往东德的飞机。飞机中途在巴基斯坦卡拉奇需要休息几个小时，越南驻巴基斯坦使馆便派了一名一等秘书，到卡拉奇迎接照顾黄文欢。
午餐过后，黄文欢自称有些疲劳，需要在卡拉奇休息几天，等下一班飞机再去东德。为了做好去东德的准备，黄文欢安排自己的秘书和大使馆的秘书先走，只留下医生照顾自己即可。
就这样，黄文欢的秘书和大使馆的秘书当天乘飞机去了东德。
图丨黄文欢旧照
当天晚饭过后，黄文欢让医生给自己打了针，就回到房间休息。等医生也回到自己的房间后，刚才还有些疲倦的黄文欢，立刻打起了精神，悄悄离开了旅馆，坐上了一辆出租车。
当时他想前往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，但由于不懂英语，他对着司机连说带比划了好久，才让司机明白了自己的意思。
当黄文欢来到总领馆门前，发现大门紧闭。原来那一天是星期日，总领馆休息，黄文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不停地使劲敲门，过了好久，才有人将门打开。
黄文欢对开门的人自我介绍说他是黄文欢，但开门的年轻人并不知道“黄文欢”是什么人。好在黄文欢在中国待了多年，还有些中文功底，便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，让他拿着纸去找总领馆的领导。
不一会儿，中国总领事出来迎接，黄文欢表达了自己希望前往中国的愿望，并将其中缘由仔仔细细地讲述了一遍。
在胡志明逝世以后，越南当时的领导人黎笋，开始逐步推行“反华”政策，尤其在越南抗美斗争结束后，黎笋更是变本加厉。对此黄文欢坚决反对，曾经几次在大会上和黎笋发生直接冲突。
因此，黎笋集团对黄文欢怀恨在心，开始极力贬低他在党内的作用。
图丨黎笋旧照
1976年，越南党召开四大，黄文欢因“年老多病”，离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，只保留了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国会副主席头衔。
随后，黎笋集团指使一些人在干部中造谣，说黄文欢正在被监视，让一些干部对他产生怀疑。另一方面，他们想方设法降低黄文欢的威信，诸如不安排他在公众场合登上主席台，不让他参加的外交活动见报，甚至有他出现的场合，黎笋集团指使摄影记者故意拍下黄文欢被挡住的镜头。
此外，黎笋集团还派特务对黄文欢及其家人进行监视，在他的家中和办公室都安装了窃听器。对于黎笋集团的做法，黄文欢毫不畏惧，因为他所说的，所做的，都是有利于革命，有利于人民的事。
1979年4月，黎笋集团“安排”黄文欢出席某展览会开幕仪式，想要趁机离间黄文欢和中国人民的关系。一贯维护中越友谊的黄文欢，身穿中国式军装，头戴中国式军帽，以自己的行动表示对黎笋集团“反华”行径的抵制。
直到后来，黎笋迫使越南党中央通过“反华”决议，黄文欢感到自己在国内已经发挥不出作用，不能做什么有利于人民，有利于革命的事了，便暗中决定离开越南，投奔中国。
图丨黄文欢旧照
听完黄文欢的讲述，中国总领事也明白了他的想法，两人商定第二天傍晚，总领馆派车到旅馆接他。之后，黄文欢若无其事地回到了旅馆，等待第二天的到来。
黄文欢离开之后，总领馆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北京，北京立刻派中联部一名副部长前去迎接。第二天傍晚，黄文欢像前一天一样，让医生给自己打完针，等医生回到自己的房间后，他给医生留了一张字条，说要去探望当地的一位朋友。
随后他拿起小提包，从容地走出旅店，登上了中国总领馆的汽车，自此再也没有回来。
在来到北京几天后，黄文欢就被安排住进了医院，经过诊断，黄文欢患上的根本不是什么肺结核，而是肺癌。经过一段时间中西医结合的治疗，肿瘤稍有减小，但黄文欢决心进行手术。
为了对黄文欢的身体状况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诊断，中央从日本请来了三位专家，与中国医生共同研究黄文欢的治疗方案。301医院院长亲自主持手术，在整整昏迷了四个小时后，黄文欢苏醒过来，医生告诉他，手术的结果很好。
图丨黄文欢在中国
在医院调养了两个星期后，黄文欢的身体逐渐恢复，出院被安排在单独的住处继续治疗，身边有两名医生和四名护士轮流值班。几个月后，黄文欢到医院进行复查，发现癌症完全消失，兴奋的黄文欢用中文赋诗一首，赠给中国的医护人员：
“病入膏肓一载多，
神州有幸遇华佗。
如今病已连根治，
愿把残年谱战歌。”
中国，黄文欢的“第二故乡”
治病之余，黄文欢在北京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，揭露越南当局对国内外的错误路线，并散发《致全国同胞信》，说明自己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祖国。
至于记者问到他是用什么办法来到北京的，黄文欢没有过多解释，只说了一句：”我是用一种特殊的办法来到北京的。“
记者会上，黄文欢宣布中国是“曾经在抗法、抗美救国斗争中，和我国人民一起流血牺牲，并肩战斗的邻邦”，面对越南中央“颠倒黑白，认友为敌”，黄文欢表示自己“只要一息尚存，就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”。
黄文欢之所以极力维护中越友谊，与他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密切交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图丨黄文欢举行记者招待会
1926年，刚刚21岁的黄文欢，和十多个越南进步青年，几经周折越过了中越边界，准备参加胡志明举办的政治训练班，寻找革命的真理。
那个时候的广州，被称为革命策源地，毛主席、周总理、刘少奇等人，向不同国度的进步青年，讲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。第一次到中国寻找革命，黄文欢的心中既忐忑又兴奋，犹如在黑夜里看到了灯光。
政治训练班的学习结束后，黄文欢返回越南，以教书作为掩护，极力宣传革命，开展革命活动，甚至将活动范围延伸到了泰国。
1935年，30岁的黄文欢来到香港，准备去南京开展党的海外工作，顺便治疗自己10多年的慢性头痛病。
在南京，他和一位同乡举办了训练班，将正在南京活动的越南人召集起来，学习革命理论。多年做党的工作的黄文欢，讲课深入浅出，让这些在南京的越南人受益匪浅。
1938年，黄文欢几经辗转来到延安，周总理安排他随叶剑英一起参加各种抗日活动。后来正在桂林的胡志明与黄文欢、武元甲等人，组建了越盟海外办事处，并将越南党的工作重点，逐步转移到中越边境，然后再向国内转移，最后夺取越南革命的胜利。
图丨黄文欢（左一）与周总理、陈毅
经过多方考虑，广西靖西县成为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带。1940年10月，胡志明、黄文欢等人抵达桂林，向李济深阐明了他们的基本情况，得到了李济深的支持。
当时越南国内很多干部都跑到了中国边境，胡志明得到消息后，立刻派人去联系，在李济深的帮助下，胡志明、黄文欢等人，拿着国民党的证件，一路到达了靖西县。
在联络到43名跑到中国的越南革命青年后，胡志明等人亲自给他们上马列主义理论课，并带着他们重返越南，而黄文欢等人则继续留在靖西县，继续开展党的海外工作。
在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，黄文欢结识了不少当地的农民朋友，并建立了革命联络站。1941年，黄文欢成立了“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”，并担任同盟会政务组干部。李济深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向他们赠送一面锦旗表示祝贺，上面写着：
“中越民族，唇齿关切；湔耻图存，惟铁与血”
有一次，由于叛徒出卖，黄文欢不幸被捕，不但饱受酷刑，还被押解多地。在获释之后，黄文欢见到了张发奎等中国军政要人。张发奎和黄文欢早有交往，决定委任黄文欢为“中越边区政治工作队”译述官，中校军衔。
图丨李济深旧照
带着张发奎的委任状，黄文欢重回靖西县，结识了国民党中将陈宝仓将军，并成为至交。黄文欢来到中国后，曾见到了陈宝仓的烈士证明书，还感慨地为二人友谊赋诗一首。
在靖西指挥所，黄文欢经常给士兵们讲解越南的革命形势，鼓舞他们搞好抗日战争，还做了许多翻译工作，等待回到国内工作的时机。1942年8月，黄文欢按照胡志明的指示，回到了越南国内，从此开始领导越北的革命工作。
1949年底，黄文欢率领越南工会代表团，赶赴北京参加亚澳地区工会会议。为了保证安全，黄文欢决定绕道苏联再去北京。当他通过中苏边境，抵达满洲里时，受到新中国外事部门的热情招待。
到达北京之后，恰好胡志明也来到了北京，两人被安排在中南海居住。当时毛主席正在苏联访问，刘少奇接待了他们二人，并建议胡志明亲自去苏联，和毛主席一起与斯大林商谈承认越南和援越抗法的事情。
临行前，胡志明嘱咐黄文欢留在北京，筹建越南驻华大使机构。当时外交部正要开办培训班，培养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干部，经过周总理批准，黄文欢以“归国华侨”的身份，加入到培训班中。
图丨毛主席会见胡志明与黄文欢（右）
当时整个培训班，只有李克农知道黄文欢是越南人。培训结束后，黄文欢在李克农的帮助下，将北京史家胡同选为使馆地址，并具体负责筹建工作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黄文欢成为越南首任驻华大使，代表越南方面在华开展各种工作。
由于各种繁杂的工作，黄文欢直到1951年才向新中国递交了国书。同时由于他的工作能力强，他还被胡志明任命为越南驻蒙古和朝鲜的特命全权大臣。
从1949年来到中国，黄文欢整整待了8年的时间。在这8年当中，黄文欢为中越友好做出了重大贡献，见证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一天天建立起来。他紧随胡志明的脚步，为中国革命出过力，流过汗，将中国视为自己的“第二故乡”。
后来他在回忆录中，写下过这样的一句话：“在我的记忆里，永远不会忘记的，是越、中之间的深厚友谊。”
在华12年，受到中国领导人礼遇
黎笋集团对于黄文欢的出走惊恐万分。黄文欢刚刚抵达中国几天，越南国内就播出了“黄文欢叛国”的消息，不但撤掉了他国会代表的资格，以及各项党内职务，同时还决定以“叛国”罪，对他进行缺席审判。
在记者招待会二十天后，黎笋集团又作出了将黄文欢开除出党的决议。1980年6月，黎笋集团又指使法庭搞缺席审判，对黄文欢判处“死刑”，并没收全部财产。
但黄文欢对于越南当局的这些决定不以为然。毕竟自己还活着，还要继续从事革命工作，让越南成为一个与各邻国和平友好，人民温饱，社会健康的国家。
这些不仅仅是黄文欢的理想，同时也是胡志明生前始终强调的主张。
图丨黄文欢在桂林
来到中国之后，黄文欢协助越南爱国者出版《越南消息》，报道越南的真相，在全世界越南人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。黎笋集团刚开始对他们加以封锁，后来见封锁不了，就在报纸上进行“批判”。
结果适得其反，反而给《越南消息》做了义务宣传。
黄文欢还经常到南方的一些地方，会见流落到中国的越侨。许多越南难民见到他，都激动地流下眼泪，亲切地称呼他为“黄伯伯”，争相述说自己在越南国内的悲惨遭遇，表示拥护他的声明和主张。
1983年9月，邓小平在钓鱼台会见了黄文欢，并一起共进午餐。当黄文欢到达钓鱼台时，邓小平上前与他握手拥抱，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。黄文欢回答说，自己的身体好多了，今天都已经游了十多次泳，每次游30分钟。
“游泳是很好的运动，我可以在水里待一个半小时。”邓小平说道。听完邓小平的话，黄文欢幽默地说：“你可以游一个半小时，我只能游30分钟，我们的差距太大了，我应向你的标准看齐。”
图丨黄文欢与邓小平
说到越南人民的斗争情况，黄文欢说黎笋集团违背胡志明坚持的方针路线，对邻邦国家进行挑衅，完全是祸国殃民的行为。邓小平对黄文欢为越南人民革命事业的付出大为称赞：
“越南结束了抗法抗美战争后，出兵柬埔寨，共打了40年仗，这在全世界也算创纪录。一个国家靠别人输血维持，怎么能搞建设，人民怎能摆脱贫困？这样继续下去总会发生变化。虽然越南人民的斗争是长期的，但我不相信会再打40年，越南人民的斗争终将获得胜利。”
到了80年代后期，中越关系逐渐缓和，虽然越南方面没有撤销对黄文欢的判决，但某些方面已经出现松动。诸如允许他的儿子到北京探视，允许他的夫人到中国小住。
1990年北京亚运会，武元甲作为特邀嘉宾，前来参加开幕式，期间曾私下同黄文欢见面，两人相见时还曾拥抱。时任越共总书记的阮文灵，曾向中国大使表示，他本想为黄文欢正名，将他接回越南，但无奈得不到其他领导人的支持。
遗憾的是，黄文欢没能等到自己重回祖国的那一天。1991年初，黄文欢因肺部感染住院治疗，虽然病情一度好转，但由于年岁已大，重要脏器功能衰竭，情况急剧恶化，经多方抢救无效，86岁的黄文欢不幸逝世。
图丨黄文欢（左一）在中国
5月25日，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黄文欢遗体告别仪式，礼堂上方悬挂着“沉痛悼念黄文欢同志”的横幅，中方各界敬献的花圈摆满了礼堂两侧，在京的中方领导人纷纷前去向黄文欢遗体告别。
按照黄文欢的遗愿，他的一半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公墓，墓碑上“越南老一辈革命家，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”几个字，完美地诠释了他的一生，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魂落中华的故友。
